一、案情概要

      赵飞燕与杨国忠原系夫妻关系，婚后赵飞燕将户籍迁入长沙县阳光街道保家村云朵（以下简称“云朵”），二人生育一子杨波，三人共同构成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户（户主为杨国忠）。2006年1月，赵飞燕与杨国忠经法院调解离婚，离婚当日赵飞燕书面承诺“离婚二年内不得迁走户口，期间本组一切分红归杨国忠所有”。离婚后，赵飞燕户籍未迁出，仍与杨国忠、杨波同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户。

      2010年至2014年，云朵按人口分配土地分红，杨国忠户（3人）共分得51,150元；2014年、2015年，云朵依据“8%生产留地安置资金”方案分配新一轮征地补偿款，杨国忠户（3人，含独生子女额外份额）共分得525,000元。上述款项均以户为单位发放至杨国忠账户。赵飞燕认为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应享有相应份额，但未获分配，故起诉要求杨国忠返还补偿款193,250元，并主张保家村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。

      杨国忠辩称：赵飞燕已书面放弃分红权，且部分款项已过诉讼时效；村委会主张按户发放无过错。一审、二审法院均认定赵飞燕享有共有权益，未超诉讼时效，8%生产留地安置资金不在放弃范围内，村委会无过错不担责，最终判决杨国忠返还193,250元。

      二、法律分析与实务要点

      （一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：户籍与身份的双重联结

    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，是分配土地补偿款的前提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六十一条，集体土地等不动产和动产属于“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”，而成员资格的认定通常以户籍为基础，结合是否实际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等因素综合判断。本案中，赵飞燕虽与杨国忠离婚，但其户籍未迁出云朵，且未重新组建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，故仍属该组合法成员。

      实践中，类似案例（如江苏某县张某诉村委会案）亦明确：离婚妇女未迁出户籍的，不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，其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征地补偿分配权等权益应受保护。本案法院对赵飞燕成员资格的确认，符合“户籍+实际关联”的认定规则，体现了对妇女权益的实质保护（参考《贵州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第三十三条）。

      （二）家庭户内补偿款的共有属性：按户发放不等于户主独占

      农村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常以“户”为单位，但“户”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单元，补偿款的本质是对“本集体成员”的权益分配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九十七条至第二百九十九条，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；家庭成员基于同一户口共同取得的财产，若未明确份额，应认定为共同共有。

      本案中，杨国忠户分得的土地分红及8%生产留地安置资金，均基于3名成员（杨国忠、赵飞燕、杨波）的资格取得，属于家庭共同共有财产。法院认定“按户发放至户主名下不等于户主独占”，符合共有关系的法律逻辑——户主仅为款项代收人，其他成员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分割请求权。

      （三）“放弃分红”承诺的解释：限于“已知且特定”的财产范围

      赵飞燕离婚时承诺“离婚二年内分红归杨国忠所有”，杨国忠主张该承诺涵盖后续8%生产留地安置资金。对此，法院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二条及第四百六十六条，对意思表示进行目的解释和习惯解释：

      其一，承诺中的“分红”应限于离婚时已存在或可预见的分红项目（如常规土地分红），而8%生产留地安置资金系2014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新产生的专项补偿，属于“未知且偶发”的财产，超出承诺的合理预期范围；

      其二，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，若将“分红”扩大解释为所有未来收益，将不合理限制赵飞燕的合法权益，违背诚信原则。

      司法实践中，类似“放弃财产”条款的解释均遵循“严格限定”原则（如浙江某案中，法院认定“放弃拆迁补偿”仅指已确定的补偿项目，不包括后续追加收益），本案裁判与此一致。

      （四）诉讼时效的起算：以“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”为节点

      杨国忠主张2014年前的土地分红已过诉讼时效（3年），但法院结合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八条、第一百九十五条认定：

      土地补偿款以户为单位发放，杨国忠作为户主未向赵飞燕告知款项明细，赵飞燕无法知悉自身权益被侵害的具体时间；直至其起诉前通过查询分配明细表方明确权利受损，故诉讼时效应自此时起算。

      这一认定符合“诉讼时效保护善意权利人”的立法目的——若要求成员对以户为单位发放的款项主动核查，将不合理加重其举证负担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“户内协商”的惯常管理模式相悖。

      （五）村委会的责任边界：无过错则不担责

      赵飞燕主张村委会未审查户内成员权益，应承担连带责任。法院依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认定：

      村委会的义务是按民主议定程序分配补偿款（本案中云朵已召开户主大会通过分配方案），并将款项发放至合法户主（杨国忠）；赵飞燕离婚后未分户、未向村委会提交权益分割协议，村委会无法知悉其与杨国忠的内部争议，故不存在“侵害村民权益”或“未履行法定义务”的过错。

      实践中，村委会仅对“明知侵害行为仍协助”或“未按民主程序分配”承担责任（如广东某案中，村委会明知外嫁女权益被剥夺仍按旧规分配，被判担责），本案村委会无此类过错，故不承担连带责任。

      三、案例启示

      本案是典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争议，核心在于平衡“户内成员权益”与“集体经济管理秩序”。裁判要点可总结为：

      1.成员资格不因婚姻状态改变而丧失：离婚妇女未迁出户籍的，仍享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；

      2.按户发放不等于户主独占：补偿款属家庭共有财产，其他成员可主张分割；

      3.放弃条款需严格解释：仅限“已知且特定”的财产，不得扩大至未来偶发收益；

      4.诉讼时效保护善意权利人：以“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”为起算点；

      5.村委会无过错不担责：仅对“未履行法定程序”或“明知侵害仍协助”承担责任。

      本案的裁判逻辑，既维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秩序，又强化了对离婚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，为同类纠纷提供了可参照的司法样本。

（作者:罗海红，系全国商报联合会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 委员、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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